王莽正式登上皇位以来，严格法纪，清除朝中官员的**。

建国之初，王莽任命陈崇担任五威司命，负责监察朝中官吏。

王莽告诉陈崇，凡不遵守法令者、奸诈狡猾之徒、私铸货币者、骄横奢侈超越等级者、漏泄国家机密者，朝廷大权旁落，由私人掌握大权者，都在监察之列。

王莽对于自己的党羽要求十分严格，禁止他们滥用权利，放纵属下作乱，仗势欺人。

王莽还鼓励官员弹劾朝中大臣，指出他们的错误，凡这样做的官员，都能得到王莽的提拔和重用。

有一次，太傅平晏入宫，携带的侍从超过了规定，宫门守卫进行盘问，态度不好，太傅府的办事人员居然拘捕了这个守卫。

王莽为此大怒，让执法部门调动几百辆战车，包围了太傅府，逮捕了那些办事人员，并当即处死。

又有一次，大司空王邑的属吏夜里外出办事，经过奉常亭时，被亭长拦住盘查。

属吏亮出自己的身份，原以为亭长会乖乖地放他过去，没想到那天亭长酒喝多了，要求属吏出示证件，属吏大怒，用鞭子抽打亭长。

亭长拔出刀来，砍伤了属吏，酒醒之后才知道闯了祸，便逃跑了。

属吏要求郡县抓捕亭长，亭长的家人上书申诉，王莽知道后，了解事情的经过，认为亭长奉公执法，因此下诏不再追究。

大司空王邑只好斥责属吏，带着属吏来向王莽认罪。

国将哀章历来品行不端，朝中大臣都看不起他。

王莽便给哀章专门配了助手，要求他不仅要帮助哀章本人改善德行，还要帮助哀章四川老家来的家人亲属，一起提高。

王莽胸怀大志，一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，重现古时天下祥和，国泰民安的盛况。

王莽认为，国家只要各种制度一经确定，有法可依，那么天下自然太平。

所以，王莽专注制礼作乐，研究制定涉及土地规划、官僚考核、税收财政、军事、民生等各方面的国家法规和政令。

并且要求所有这些制度的确定，都要从古代经书中找到理论依据，完全不管是否符合现实情况。

王莽仿古改制，精益求精，朝臣们也只能早出晚归，反复论证，一连几年国家制度都定不下来。

那些社会上的冤案、诉讼，以及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务都被束之高阁，根本无暇顾及。

有些郡的县长长期没有官员任职，连续几年都是郡太守一人兼任，导致贪赃枉法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。

王莽派到各封国、郡县负责监察的中郎将、绣衣执法，仗着手中的权力，只手遮天，牵连无辜人员，检举上报，任性妄为。

老百姓苦不堪言，为此赴京告状，申诉冤屈，络绎不绝。

但这些情况王莽却都一无所知。

他常常一个人在宫中秉烛办公，灯火通明，直至清晨，埋头研究国家政令的制定。

书案上需要处理的公文却堆积如山，没时间处理。

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只能按照既定的政令处理事务，谨小慎微，只图做事没有罪责就好。

此外，因为王莽当年靠专权夺得天下，所以王莽登基之后，为了提防臣下篡权，朝政一切事务都务必由自己一人包揽。

主管中枢机要、国库钱粮的官员，王莽全部任命宦官担任，官员百姓密封上奏的书信，宦官都要首先拆开阅读，然后交由王莽处理。

各部尚书根本不了解情况，因此拖延了政务，后来尚书们也干脆隐瞒事情不向上汇报了。

那些已经递上去等候王莽批复的奏章，有的甚至长达几年都没有下文。

羁押在监狱的犯人，没有人审判结案，只有碰上大赦令时，才能被释放回家。

京城卫戍部队服役期只有一年，可是因为无人负责，长达三年都没有更换。

谷价上涨，粮食短缺，屯兵北部边境，准备进攻匈奴的20多万部队还等着要吃要穿，具体负责的官员一筹莫展。

边境郡县的情况更加严重，老百姓艇而走险，沦为盗贼，四处抢掠。

王莽派遣军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才平定了盗贼，但这时，边境地区早已是荒无人烟。

老百姓都流亡到了内地，成为流民，进而造成了更大的隐患。

天凤三年（公元16年）的春天，中原地区发生了大地震，天降大雪，关东地区受灾尤其严重。

大司空王邑上奏王莽请辞：

“臣任职八年，工作没有成绩，大司空职务形同虚设，以至于上天降下灾祸，发生地震，臣只能辞职请罪。”

王莽却对王邑说道：

“地震分为地动和地震，地震有害，地动无害。

《春秋》记载了地震，《易经》中也提到了地动。地动时，地面开裂合拢，万物因此而产生。天地各种震动的发生，各有不同的含义。

现在的地震，是上天来警戒我的，你有什么过错呢，你请罪辞职，岂不是让我难堪？”

王莽因此没有批准王邑的辞职。

国家受灾，边境又战事不断，财政困难，官员们却贪污**。

这年五月，王莽终于发布了新朝各级官吏的俸禄制度。

制度规定，各级官员的俸禄与其所负责地区的收入挂钩。

丰年时，就按礼制全额发放，遇到灾年收成不好，就相应地减少发放比例，各地给皇宫敬献的贡品也一样相应减少。

王莽发布的官员俸禄制度，与现代的薪酬考核制度极为相似，难怪花了几年时间来确定。

王莽希望通过官员俸禄与百姓民生挂钩，上下同甘共苦，促进农业，安抚百姓。

但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要想把新朝各地一年的收支核算清楚，可谓比登天还难。

以至于官吏们一年到头都领不到俸禄，只好各自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去干坏事，靠收受贿赂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

官员俸禄改革最后还是空有其表。

天凤四年（公元17年）六月，王莽又完成了新朝的土地规划制度。

此时，新朝从建国到现在，已经过了将近九年时间。

王莽的土地规划中，效仿西周，把洛阳作为新朝的东都，把长安作为新朝的西都，两个都城的外围区域是王莽赐封王侯的封国。

由于土地规划时间太长，在这期间王莽授予王侯的封地，就只能用“茅土”作为分封的象征。

古代天子分封王侯时，会用代表方位的五色土筑坛，按封地所在方向取一色土，用茅草包好授之，称之为“茅土”，作为受封者得到封地的象征。

王侯们得了“茅土”，却没有封国，只能呆在京城，靠从京城官署领取几千钱的俸禄维持生计。

但这么点钱，王侯们根本无法满足生活所需，甚至有的王侯只能为别人打工来维持生计。

王莽为了落实制定好的各项制度，向各地派驻官员，负责监督政令落实与执行。

不料，这些官员被地方官员贿赂，混淆是非，颠倒黑白。

王莽便在每一项制度下达的同时，制定严苛法令加以防范，违反的人甚至会被处以死刑。

结果，严刑峻法根本无济于事，反倒是贪官污吏更加紧密勾结，百姓倒了大霉。

王莽又出台税收政策，规定三公以下凡蓄养奴婢的一律征税，每一个奴婢必须缴纳三千六百税钱。

这更加引起了官僚们的反对，失去多少，就从百姓身上加倍取回，百姓为此怨恨不已。

纳言冯常上书规劝王莽，认为法令太过严苛，王莽恼羞成怒，将冯常免职。

王莽继续加码改革力度，在京都设置了执法左右刺奸，选用能干的官吏担任，分别督查全国州郡各地。

并效仿汉朝的刺史制度，在地方的每个州的每个郡都设立一名监察人员，专职监察地方，执法督查，考察吏治。

王莽竭尽全力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可局面并没有像王莽预想的那样发展。

利益集团犹如一张看不见的网，牢牢地把控着社会资源，根本无法撼动。

王莽既没有强有力可信任的执行团队，又不善于根据情况调整策略。

问题出现后，疲于补漏和应对，强硬的手段激化了矛盾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，反而变成了恶性循环。

官员**，百姓遭殃，王莽又政令频出，天下从此变得混乱不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