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四点，河湾村还埋在沉沉的黑暗里。
李穗满被鸡叫声吵醒。不是自家养的鸡，是村东头王婶家的那只大公鸡，叫声又尖又长，像一把钝刀子划破黎明的薄皮。他睁开眼，头顶的房梁在黑暗中只是一道模糊的影子。
他躺了一会儿，然后坐起来穿衣服。
那件蓝色工装就搭在床头，叠得整整齐齐。他拿起来抖开，套在身上。衣服洗过太多遍，布料已经磨得薄了，袖口和领口都起了毛边。但穿在他身上确实合身，像是量身定做的——母亲的手艺从来不会出错。
他把那八百块钱从枕头底下摸出来。蓝底白花的手绢包着，沉甸甸的。他打开手绢，又数了一遍。五块的十几张，两块的厚厚一沓，剩下的是一块和五毛的零票。每一张都被捋得平平整整的，折角都抚得服服帖帖。他重新包好，把钱塞进工装内侧的口袋里，那个口袋是母亲缝上去的，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，正好贴在心口的位置。
外屋传来锅碗碰撞的声响。
他推开门，灶房里的灯已经亮了。秦淑兰蹲在灶台前添柴，灶膛里的火光一明一暗地映在她脸上，把她额头上那几道皱纹照得像刀刻的一样深。
“妈，您起这么早。”
“给你煮几个鸡蛋，路上吃。”秦淑兰没回头，继续往灶膛里塞了一把麦秸，“去洗脸，锅里有热水。”
大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十几个鸡蛋，白壳子在沸水里上下翻腾。灶台另一边的小锅里熬着粥，小米粥，熬得浓稠发亮，上面浮着一层米油。案板上放着一碟咸菜丝，切得细细的，拌了辣椒油和醋。还有三张煎饼，叠得四四方方的，用笼布包着，还冒着热气。
这是他在家吃的最后一顿早饭。
李穗满去院子里打水洗脸。井水冰凉，激得他精神一振。东边天际已经泛出了一抹青灰色，老枣树的轮廓在微光中渐渐清晰起来。树上的青枣比前几天又大了些，沉甸甸地坠着枝条。
他洗完脸回来，秦淑兰已经把饭摆好了。一大碗小米粥，两个剥了壳的鸡蛋放在碟子里，一碟咸菜丝，一张卷好的煎饼。她自己面前只有半碗粥，没有鸡蛋。
“妈，您也吃个鸡蛋。”
“我不爱吃，你吃你的。”秦淑兰端起碗喝了一口粥，“多吃点，路上要坐七八个钟头的车。”
李穗满把一个鸡蛋夹到她碗里，“您不吃我也不吃。”
秦淑兰看了他一眼，没再推让。她把鸡蛋夹起来咬了一小口，慢慢嚼着，嚼了很久。母子两人对坐着吃饭，除了碗筷碰撞的声音，谁都没说话。灶膛里的余火发出轻微的噼啪声，把灶台边沿烤得暖烘烘的。
吃完早饭，秦淑兰把剩下的鸡蛋用旧报纸包好，和煎饼一起塞进一个布口袋里。又往口袋里装了一瓶子凉白开，瓶子是玻璃的，外面裹了一层毛巾，用皮筋扎紧。
“到了省城先去找大河他表哥，别自己在外面乱逛。钱贴身放好，火车上人多手杂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“到了就托人给家里捎个信，省得我惦记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秦淑兰伸手把他衣领又整了整，虽然那衣领本来就是平整的。她的手停在他肩膀上，停了两秒钟，然后收了回去。
“走吧，别让大河等你。”
——
赵大河已经在村口等着了。他背着一个更大更鼓的编织袋，里面塞着棉被、棉袄、鞋子，还有他娘给他准备的干粮和咸菜。看见李穗满过来，他咧嘴一笑，“我娘哭了一早上，我爹连句话都没跟我说。”
李穗满没接话。他回过头看了一眼。
秦淑兰站在院门口，围裙还没解，一只手扶着门框。她没有跟过来，也没有招手，就那么站在那儿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。晨光从她身后照过来，把她的面容笼在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。
李穗满朝她挥了挥手。
秦淑兰点了一下头，然后转身进了院子。门没有关。
很多年以后，李穗满还是会反复想起这个画面。母亲站在院门口，围裙上的碎花图案被晨光照得微微发亮，她转身的动作很慢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后面拽着她。门没有关，留着一道缝，里面的院子空空的。
他转过身，和赵大河一起朝村外的公路走去。
从河湾村到县城汽车站要坐一个钟头的三轮蹦子，然后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，五个钟头。全程将近七个小时，车票十八块钱一张。十八块，够母亲卖半个月的豆腐。
三轮蹦子在土路上颠簸着，车厢里坐了七八个人，都是赶早去县城办事的。李穗满坐在靠门的位置，手一直按在胸口那个口袋上。八百块钱隔着布料传过来微微的温度，像一块烧得不烫但始终不凉的小烙铁。
他想起昨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算账。八百块，去省城先要找地方住下，一个月房租至少三四十。工地上干活不是每天都有活的，下雨天就得歇着。一天十五块，一个月做满二十天是三百块。头两个月得紧着花，第三个月开始就能攒下钱往家寄了。
他算得很仔细，每一项开支都列得清清楚楚。但他没有算一样东西——他不知道母亲借王婶那五十块钱是什么时候还上的，也不知道那窝提前卖掉的猪崽比年底卖亏了多少钱。他更不知道母亲为了凑这笔钱，还卖了一次血。
这些账，他在往后很长很长的日子里，才一笔一笔地算明白。
三轮蹦子到了县城汽车站，赶上了最早一班去省城的长途车。他们把行李塞进底下的行李舱，爬上车找到位置坐下。赵大河靠窗，李穗满靠过道。车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皮革味，座椅上的皮子破了好几道口子，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。
车子发动的时候，李穗满把手伸进怀里，摸了摸那个手绢包。手绢的边角已经被他的体温焐热了，透过薄薄的布料，能摸到里面纸币的边缘。
八百块钱。
母亲说，她攒了很久。
他没有问到底是多久。
——
长途汽车在国道上开了五个多钟头，路过三个县城、两座小镇、一条河。河面很宽，水是黄的，桥上堵了一溜拉煤的大卡车，排气管突突突地冒着黑烟。
赵大河在车上睡了两觉，第一觉睡到一半被颠醒了，第二觉直接睡到了省城边上。李穗满一路没合眼，他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从麦田变成厂房，从厂房变成高楼。省城的天际线在午后的阳光里缓缓升起来，那些灰色白色的楼群像一片水泥森林，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，把天空切割成大大小小的碎块。
“到了！穗满你看！到了！”赵大河扒着窗户，兴奋得像个小孩，“我操，这楼真高！得有二十层吧！”
李穗满没吭声，但他也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。他见过的最高建筑是县城那栋六层的百货大楼，而眼前这些楼，像一根根巨大的筷子插在地面上，看不到顶。他想，这得打多深的地基，灌多少方混凝土。
长途汽车拐进汽车站，周围一下子嘈杂起来。喇叭声、叫卖声、拉客的吆喝声搅和成一锅粥。有人举着“住宿”“搬运”的牌子在车门口挤来挤去，操着各种口音喊叫着。空气里混着汽油味、烤红薯味、下水道的腥味，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城市特有的味道，又热又稠，糊在脸上黏糊糊的。
赵大河的表哥叫刘建国，说好在汽车站门口接他们。两个人背着行李在出站口站了十多分钟，才听见有人喊：“大河！这边！”
刘建国比赵大河大七八岁，个头不高，但很壮实，脖子和脸一样粗。他穿着一件沾满水泥点子的迷彩服，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过来，“上车！东西放后头！”
三轮车在省城的街道上穿行，刘建国一边蹬车一边跟他们介绍：“工地在大东边，新开发的那片。住的工棚，大通铺，一个月扣十块钱。吃饭有食堂，一天三顿，管饱不管好。”
“建国哥，一天能挣多少？”赵大河问。
“小工一天十五，技术工另算。”刘建国回头看了一眼李穗满，“你多大了？”
“十九。”
“看着瘦，有劲没？”
“在家种地，力气是有的。”
“那行，先干两天小工看看，要是机灵，能学点技术活。”刘建国吐了口唾沫，继续蹬车，“不过我可得先跟你们说清楚，工地上讲究能耐，不讲究情面。干不了就走人，谁也救不了谁。”
赵大河连连点头，“那肯定的，咱不给人添麻烦。”
三轮车拐进一条小路，路面坑坑洼洼的，两边是拆迁拆了一半的旧房子。碎砖烂瓦堆得到处都是，墙上用白灰刷着大大的“拆”字。再往前走，出现了一片工地。几栋没盖完的楼架子杵在灰黄的尘土里，脚手架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上面，塔吊缓缓转动着长臂，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响个不停。
李穗满看着那片工地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空气里的水泥灰尘灌进鼻腔，呛得他咳嗽了两声。但他心里忽然踏实了一些——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就像是一个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，终于看见了前面有一点光亮，哪怕那光亮只是一盏工棚门口的白炽灯。
工棚是一排简易的活动板房，铁皮顶子，夏天被太阳晒得滚烫，人走进去像是进了蒸笼。刘建国把他们领到其中一间门口，“就这间，八个人一屋，还有两个空铺。上铺是大河的，下铺是你的。”
李穗满把行李放进工棚，坐在光秃秃的床板上。床板是几块粗糙的木板拼起来的，上面铺着一张草席。枕头是一块砖头外面包了件旧衣服，被子是工地上统一发的薄棉被，上面印着“安全生产”四个红字。
他解开怀里的手绢，把那八百块钱取出来，从行李袋里翻出一只袜筒，把钱塞进去，再塞回袋子最底层，上面压了两件衣服。然后他坐在床边，拿出纸笔，在膝盖上给母亲写信。
“妈：
我已经到省城了，住在工棚里，一切都好。明天开始上工，活不累。您在家别太劳累，该歇就歇。等发了工资我就寄回来。”
他写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一笔一划地写端正了。写到“您在家别太劳累”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：“鸡蛋都吃了，很好吃。”
他把信纸叠好装进信封，在信封上写下家里的地址。这些字他从小写到大，闭着眼睛也写不错。
赵大河从上铺探下头来，“穗满，走了，建国哥说食堂开饭了！”
工地的食堂也是一间活动板房，里面摆着几张长条桌，菜是大锅炖的白菜粉条，主食是馒头管够。李穗满打了满满一饭盒，和赵大河找了位置坐下。
“好吃！”赵大河咬了一口馒头，含含糊糊地说，“比我娘蒸的都好吃！”
李穗满没说话，低头吃菜。白菜炖得烂烂的，粉条吸足了汤汁，就着馒头确实挺香。但他心里知道，不如母亲做的饭。母亲炒的咸菜丝更脆，蒸的馒头更劲道，连那碗小米粥都熬得比这里的浓。
他吃完饭把饭盒洗干净，走到工棚外面。天已经黑透了，工地上的灯亮了起来，塔吊顶上那盏红色警示灯一明一灭，像一颗忽闪忽闪的心。远处的省城灯火通明，一大片灯光的海洋望不到边。
他站在那儿，把手伸进怀里。
那个手绢包已经不在了，但他还是能感觉到那块被焐热的地方，贴着心口的皮肤上似乎还残留着那些纸币的触感。八百块钱，那是母亲攒了很久很久的钱。他还不知道那些钱里藏着多少他不知道的东西，但有一件事他心里清清楚楚——
从今天起，他欠母亲的不只是八百块钱。
他欠的是他这辈子都还不完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