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，崔大可过得格外安静。

崔大可照常带人巡逻，照常填表报备，照常去食堂吃饭。

遇到郑大勇会点头打招呼，碰见周文斌也会笑一笑说“周队长忙呢”，和从前没什么两样。

但只有崔大可自己知道，那些笑都是挂在脸上的，到了晚上回到东厢房，一关上门，那些笑就像被扯下来扔在炕沿上的棉袄一样，搭在椅子背上不再动了。

每天夜里，崔大可躺在炕上，闭着眼的时候，脑子里就转着几幅画面，周文斌在汇报时挺直的腰杆，李怀德说“能者上”时放慢的语调。

崔大可睁开眼，房梁上是黑的，躺了一会儿，又把枕头往脑袋底下塞了塞，侧过身去，朝着墙壁的方向，什么也没想，又什么都想了。

没几天，郑大勇选的人就报上来了。

六个人，都是退伍兵，成分清白，手脚干净。

名单送到李怀德桌上，李怀德翻了一遍，批了个“同意”就交给了孙干事。

第二天那六个人就开始跟着郑大勇上路巡逻了。

这些人第一天集合的时候，崔大可正好从值班室出来，站在门口看了几眼。

六个人站成一排，个个腰板挺直，一看就是部队出来的，郑大勇站在前面给他们交代任务。

交代完了之后一挥手，七个人排成一列往厂区深处走去，步子齐，间距匀，像一根线拉过去的。

崔大可站在门框里，看着那列人走远，喉结动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，抬手锁上了值班室的门。

郑大勇有了队伍之后，日常巡逻的效率明显提高了。

六个人分三班，两个人一组，厂区的每个角落都能覆盖到。

每天早上郑大勇亲自带着一组巡逻，下午再换另一组，郑大勇挨个跟班，不挑不拣，和队员一样的班次一样的路线。

那些退伍兵也服郑大勇，喊他“郑班长”比喊“郑队长”还顺口，有时候商量什么事还带出一两句部队里的口令，比如谁说晚了站，大家都会笑。

李怀德那边对郑大勇的评价没公开说过，但从孙干事偶尔在走廊里碰见郑大勇时的态度能看出来。

孙干事以前见郑大勇就是“嗯”一声，现在会停下来多问两句，比如“巡逻还顺利吗”“队员都适应了没有”“厂区后面那条窄巷子看了没有”。

郑大勇每次都答得简短，答完就走，不凑上去套近乎。

倒是孙干事每次都会多看郑大勇一眼。

崔大可把这些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

与此同时，周文斌那边也没闲着。

赵广德家的老保姆刘阿姨被带到了看管点。

周文斌新配了两个队员，算上钱小山和马大勇，凑了四个人，天天往看管点跑。

赵广德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。

周文斌不急，每天去坐半个小时，也不问话，就在屋里坐着，面前放一壶茶，喝半壶就走。

到了第三天，赵广德开口了，说城外山后头那间老宅确实还有一个地窖。

周文斌当天就带人去了。

回来时布袋里又多了几样东西，一对玉镯、一尊铜香炉、几件瓷器，还有一本旧账册。

周文斌把账册送到李怀德那里，说可能跟解放前的生意往来有关，李怀德翻了翻，让孙干事收进了档案柜。

至于那几件瓷器和铜香炉，周文斌只报了两件，剩下的两件和那对玉镯，周文斌放进了自己的铁皮柜子里。

柜子是周文斌从后勤科新领的，锁也是新换的，钥匙只有周文斌有。

这些事情崔大可不知道，但郑大勇的一个队员在某天傍晚路过仓库时，偶然看见周文斌从仓库侧门出来，棉袄鼓鼓囊囊的，怀里像是揣着什么东西。

这个队员后来跟郑大勇提了一嘴，郑大勇听完说：“眼睛长的正一点，少看别人。”

那个队员便没有再提。

崔大可虽然不知道周文斌截留了东西，但那天晚上在东厢房里，崔大可把自己的铁盒子重新整理了一遍。

一根金条、两枚金戒指、一只银手镯、一块老式怀表、一枚翡翠扳指，加上几块零散的银元。

这些是崔大可的全部家底了。

把东西一件一件摆在炕席上，用手指一件一件摸过去，摸完又放回去，码得整整齐齐。

崔大可看着这些东西，又想起周文斌那天汇报时的语气，不用问也知道，周文斌除了报上来的，私下落了多少，谁晓得。

崔大可把铁盒子推回床板底下，坐在炕沿上没动。

想起于海棠说的话，“周文斌那种干法，迟早要出事。”

崔大可信这句话，可问题是，迟是多久？

早又是多早？

自己等不等得起？

崔大可想起今天下午在走廊里碰见李怀德的情形。

李怀德刚从会议室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摞文件，看见崔大可站在走廊边看通知栏，脚步停了一下。

崔大可立刻转过身来喊了一声“李主任”，李怀德点了点头，看了看崔大可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崔队长，最近怎么没见你报新的线索上来？”

崔大可的背脊紧了一下，保持笑容说：“在摸排，有几个目标还需要再核实一下，怕弄错了冤枉人。”

李怀德说：“核实好了就报上来，别拖。”

说完就拿着文件走了。

崔大可站在通知栏前面，盯着墙上贴的那张《关于深入开展革命学习的通知》，盯了好一会儿，上面的字一个都没往脑子里进。

崔大可把李怀德那句“别拖”翻来覆去地品了好几遍，越品越觉得那两个字里带着催促，李怀德对自己的耐心正在一点点磨耗下去。

崔大可做了决定。

第二天中午，崔大可在广播室门口堵住了于海棠。

于海棠刚播完午间通知，正收拾桌上的稿子，看见崔大可站在门口冲自己抬了一下下巴，便放下稿子跟着崔大可走到走廊拐角。

崔大可压低声音说：“我等不及了。”

于海棠看着他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周文斌什么时候翻车我不知道，但李主任已经开始催我了。”崔大可的语速比平时快了半拍，但他自己没察觉到，“他问我为什么没有新线索报上来，说我拖，我不能再光等着了，我得自己找目标。”

于海棠沉默了一下问：“有目标了？”

崔大可说：“后勤科有个退休的老会计，姓吴，解放前在一家钱庄当过账房。这种人手里不可能没东西，而且他已经退休了，在厂里没有根基，比在职的好动。”

于海棠没立刻接话，倚在走廊的墙上，两只手揣在棉袄口袋里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走廊那头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，两人同时住了嘴，等那人走过去了才重新开口。

于海棠说：“吴会计退休三年了，他住哪儿你知道吗？”

“厂区后面那排老平房，跟几个退休职工住在一起，我让老钱去打听了，他一个人住，老伴前年走了，儿女不在身边。”

崔大可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听得见自己话音里的急切。

于海棠看了崔大可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他成分怎么样？”

崔大可愣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查这个，光顾着打听住处和家庭情况了。

于海棠见崔大可没回答，又说：“成分不好才能动，成分好你动了就是给自己找麻烦，你先去查查他以前的成分，确认没问题再说。”

崔大可点了点头，说“明天就查”，然后转身往值班室走。

走了两步又停下，回头想说什么，于海棠已经转身回广播室了，门半掩着，里面传来她整理纸张的声音。

崔大可站在原地停了一下，还是把话咽了回去，继续朝前走了。

那天晚上，崔大可做了一件事。

给老钱写了一张纸条，说明天去查吴会计的历史成分，越快越好，查到就直接告诉自己。

崔大可觉得自己不能等了，于海棠说等，但等下去自己只会越来越被动，手里的目标也越来越少。

周文斌抄了一个资本家，郑大勇带了六个退伍兵，自己要是再不拿出新的东西来，李怀德那碗水就算不歪，自己也会被那碗水隔到边上去了。

崔大可关灯躺下，还是没有睡着。

想着吴会计的事，想着明天该怎么查、该怎么报、该怎么动手，脑子里转得飞快，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合了一会儿眼。

第二天上午，老钱带来了消息。

吴会计早年确实在一家私营钱庄当过账房，解放后钱庄被公私合营了，他调到轧钢厂后勤科，一直干到退休。

成分属于“旧职员”，不算资本家，但也不干净。

崔大可听完之后，心里那块石头落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悬着，旧职员能查吗？

崔大可想了想，觉得能查。

纠察队的职责是对厂里的职工进行核查，退休了也属于这个范围，程序上说得通。

崔大可把这个想法跟于海棠说了，于海棠听完之后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：“你打算怎么查？大白天带人冲进去？”

崔大可说：“晚上去，一个人，先摸一下底，看看他家里有没有东西，有东西再报，没有就算了，不声张。”

于海棠沉默了很久，久的崔大可以为她不打算回答了。

然后于海棠说：“你能保证不让人看见？”

“能。”崔大可说，“那排平房后面就是围墙，围墙外面是条死胡同，晚上没人走，我从那边翻进去，从后窗进，十分钟就出来。”

于海棠点了点头，没再说别的。

当天晚上，崔大可穿着深色棉袄出了门。

胡同里的风比厂区大，裹着墙根的干草叶子在脚边卷，崔大可把帽檐往下压了压，顺着墙根摸到那排平房的后面。

吴会计住在靠里的第二间，窗户朝北，窗台上摆着几个空酒瓶子。

崔大可蹲在窗根底下听了一会儿，屋里没有声音，灯也没开。

摸了摸窗户，窗框是老式的木框，插销已经松了，崔大可使了一下劲，窗户无声地滑开了一条缝。

崔大可翻了进去，动作很轻，落地时脚尖先着地。

屋里很黑，站在窗根底下等了一会儿，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才慢慢移动。

屋不大，一眼能看见全貌，一张木板床、一张三屉桌、一个衣柜、一个灶台。

崔大可没有翻箱倒柜，只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了看桌面上摆的东西，一个搪瓷缸子、一把梳子、一本旧书、一副老花镜，平平无奇。

又看了一眼床底，床底下有一个旧木箱子，没有上锁。

崔大可蹲下去，轻轻掀开箱盖，里面是几件旧棉袄、一双布鞋、一摞用报纸包着的书。

伸手拨了一下，指尖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抽出来一看，是一块怀表，黄铜外壳，表面已经磨得发亮了，链子上挂着一枚旧铜钱。

崔大可把怀表拿在手里，掂了掂分量。

值不了几个钱，但至少说明了吴会计手里确实有过值钱东西。

崔大可把怀表放回原处，盖上箱盖，站起来，转身从窗户翻了出去。

落地时他没有立刻走，蹲在墙角又听了一会儿周围的动静。

回到东厢房之后，崔大可坐了很久，在黑暗里一直坐着。

崔大可没有从吴会计家拿任何东西，但知道那块怀表在箱子里，也知道那扇窗户的插销是松的，这些信息已经够了。

明天，崔大可决定先不报吴会计的事，再等几天，看看周文斌那边还会不会出什么新动静。